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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侦探已死,私家侦探永生
更新时间:2022-02-19 15:21:26 浏览:2 关闭窗口 打印此页

住在宁波的高女士怀疑老公外面有人了。

男人想偷腥,往往会隐藏的比较好,理由很完备,很巧妙。

再巧妙,也巧不过女人的第六感;

更何况,高女士为此找了私家侦探。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探长是通过微信找的,姓林,说这事好办。

只需要提供你老公的微信号,手机号,身份证号,我直接就凭空在他手机上安装个监控软件,什么证据都手到擒来。

听到这话,高女士又不傻。

怎么可能给探长丈夫的身份证号?

拿到微信号和手机号的侦探叹了口气表示难办,本来2500元能解决的事儿,你非要给我们专业人士增加难度,那你就再掏1000元辛苦费,咱们3500元解决。

事先声明一下,我不是骗子。

你可以花300元定金,看我给你纱窗擦屁股,漏一小手。

高女士钱一掏,很快啊,林探长就把老公的微信号攻破,发了截图过来。

看到老公所有隐私一览无余,高女士迅速把尾款结清,一定要让大猪蹄子见识到专业玩家的水平。

但林探长哑了。

查啊,快趁热查啊,TNND的,怎么不查啊?查,查!

再三催促,探长跑路,一直到当地派出所将其抓获时,高女士才知道从没有什么林探长,只有犯罪分子张某;

自己花三千五买的玩意也不叫证据,叫PS;

老公有没有出轨不好说,这人不是私家侦探是一定的。

全是谎言。

张某表示,自己也委屈,也是受害人,被人以同样的套路骗过,现在老家办了场婚礼欠下不少,久病成良医,才想起来这么一招搞点钱花花。

世界很大,容得下一段糟糕的婚姻。

世界很小,没有私家侦探存活的环境。

道理很简单。

私家侦探抢的是谁的工作?

私家侦探最早并不是用来抓小三的。

1775年出生的弗朗西斯·维克多,用实际行为证明了什么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贼出身,反侦查意识极强,一不小心攮死自己的剑术老师而逃离家乡,被警察通缉烦了,于是洗白做了卧底。

你不要去纠结这个东西在现代能不能发生。

你得问200年前的外国人。

你要是问的到。

诺贝尔奖哈哈笑。

我们继续说弗朗西斯·维克多。

他总是当卧底,总克老大,贼就算是再傻也知道他是官方的细作了。

于是他转型做了侦探,围绕着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勘破,屡创佳绩。

没办法,主要是他对犯罪分子的心路历程太门清了,贼能跟贼共情,打败后辈的不是正义的铁拳,而是前辈的内卷。

于是,天下算是有了私家侦探这个行当。

从私下里单打独斗,做到公司的私家侦探鼻祖,是美国人阿伦·平克顿。

依然是贼出身。

卷,往死里卷。

他在苏格兰犯了事,跑路到美国,做小买卖的同时,顺手举报了一波本地造假币的黑帮分子,直接胜任本地的副警长,并在1850年成立平克顿侦探公司,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做是强龙就淦地头蛇。

平克顿最大的贡献,是让这个行业能见光。

首先是大环境变了,西部淘金热下,世界各地守法和不法分子都来西部淘金了,犯罪率是个问题;

同时,美国当时没有联邦警察跨州办案,本地警力有限管不过来,需要有武装力量帮富人们保安与调查;

在能力上,他那几年抢占蓝海得不亦乐乎,调查抢劫案时,还了解到奴隶主要刺杀林肯,连忙报信救驾,这不给个身份说不过去了。

顺水推舟之下,私家侦探这个买卖算是成了个风口。

平克顿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已经官封少将,又是行业的祖师爷,身份在这,又受时代限制,对犯罪分子就不可能太温柔。

据悉,祖师爷首创犯罪分子的照片档案,首创电话调查,这些高科技手段对泥腿子绑匪来说,无异于高科技碾压;

祖师爷在1875年找到了彼时人称美利坚罗宾汉的家,直接二话不说向其中扔炸弹,几近给贼人灭门,随后才发现调查并不充分,贼人当时并不在家;

祖师爷还在1847年参与调查美国第一起绑架勒索案,案件非常成功,犯罪分子被祖师爷一枪毙命。

唯一遗憾的是,祖师爷忘了问四岁的人质被藏哪儿了。

虽然他是英美人,但手段一直是纯正的俄式。

这种俄式调查方式一度是私家侦探莽荒时代的标准行为标杆。

一直到20世纪初,各国警力得以增长,这套办法算是玩不下去了,于是私家侦探的服务重心从单纯的犯罪调查转移至危险前预防。

即,从破案,到保安。

多亏这一转变,让私家侦探这一行业没被当作不法分子一并打掉。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私家侦探作为一项对警力补充的正经买卖,逐渐在北欧、南美、大洋洲乃至泰国菲律宾相继兴起,一直发展到我们这里。

私家侦探,不好使。

严格来说,中国其实没有私家侦探,但中国有成千上万个私家侦探。

这两句话并不矛盾。

前者是认证,后者是从业。

1992年,大侦探端木宏峪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

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

主要以民事案件调查取证、企业与公民个人安全咨询业务为主。

所内实力强劲。

但随后在1993年,公安部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物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让这个行业初生即死。

究其原因,很简单。

权力与责任的问题。

权,是侦查权。

我们是单轨制侦查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仅公检和国家安全机关等执法机关拥有侦查权,包括调查、调取、传唤、拘留、逮捕、扣押等一系列行为,所有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

只有警方有权行驶侦查权,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实现公平正义的结果,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私家侦探不掌握相应的权力,也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它天然为雇主和自己的利益负责,怎么可能维护公共的利益?

凶手雇私家侦探进凶案现场清理痕迹怎么办?

私家侦探被犯罪嫌疑人收买怎么办?

私家侦探违法犯罪,究竟是雇主还是他承担主要责任?

所以私家侦探的法律地位根本无法被承认,这个行业天生不可见光。

如果再仔细研究一下他们在一桩案件的工作过程,更是处处涉嫌违法。

首先来讲,是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容易侵犯隐私权。

私家侦探由于对委托人利益负责,而不对公众利益负责,甚至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那必然要损失的是被调查者的利益。

利益驱动下,信号追踪,贴车载追踪器,安装针孔摄像头,都不说了,真有私家侦探能够趴在追踪者的床头拍视频,就为了快速结案。

利益驱使之下,私家侦探凭什么不违法?

其二,证据在诉讼问题中的采信问题。

就算拍到了公共场合中被调查者的亲密行为,不侵犯对方权益。

那由本身地位不被允许的私家侦探拍摄,雇主在诉讼中呈递,也无法使用。

万一取证的手段是违法的,违背程序公正需求,雇主也有可能随之犯法。

最后一个,是如何进行行业管理和人员培训,又如何与公共执法机构协调关系的问题。

既然地位不被承认,行业更无法形成统一的规矩,师徒之间没有责任关系,更会加速劣币逐良币的过程。

比起守规矩办案,不守规矩者就是能够获得优势,执法部门无法协调,更是只能打击。

从个别人犯罪,形成集体犯罪的氛围。

私家侦探在国外警力不足的城市,能够公开,见光,甚至暂行部分职责。

但在国内,确实不合法。

虽然不合法,但中国以商务咨询为名行调查之实的从业者,不但有,而且很多。

不碰刑事,只钻民事,面对犯法的风险,在刀刃上游走。

两个字,需求。

一个受害者(当然也可能是加害者)需要专业的私家侦探,在关键时刻提供取证能力,与律师的职责实现互补,需要有人来进行婚姻恋情、商务信息调查,债务追讨和民事刑事调查取证,然后由律师在法庭上申诉,帮助保护自己的权利。

一个侧重前期预防,一个侧重于事后争取到更大利益。

低情商的说法是,太多人需要有人来追债和抓小三。

他们愿意花大价钱买信息,私家侦探愿意挣这份钱卖信息,被追踪者要么出轨,要么欠债不还,天然理亏,天然站在公共利益的对立面,不敢站出来反戈一击,那这个业态为什么活不下去?

强调一遍,不是私家侦探合法了。

是受害者的决策成本太高,赌的就是对方因为成本问题不敢反击,不敢言语。

是受害者的决策成本太高,赌的就是对方因为成本问题不敢反击,不敢言语。

是受害者的决策成本太高,赌的就是对方因为成本问题不敢反击,不敢言语。

那就等于受害者放弃追索。

这种利益交换,以受害者吃闷亏为结果,最后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刚需之下,私家侦探这个行业就存在了下来。

1993 年,孟广刚的沈阳“克顿调查事务所”成立。

叫克顿,肯定是取自平克顿。

总不能是克林顿吧。

孟广刚与祖师爷一样,都是警察出身,是四十天破案一百五十起的能手,取这个名字,担得起。

有人说他是中国第一私家侦探,这话有水分,因为差不多时期成立的民事调查机构有四家,除了克顿和上海安全,还有成都协力和北京汉公,从业人员几乎都是退休警察。

最后经过市场竞争,活下来的,只有孟广刚开的沈阳克顿,和魏武军开的成都协力,就有了南魏北孟的名头。

孟广刚主要是打假。

挣甲方的钱,打不法分子的假,这种业态不像是私家侦探,更像是赏金猎人。

彼时经济正蓬勃发展,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要时间修订完善,社会变化变快的结果是,一群假冒伪劣产品横行,消费者遇到类似的问题解决不了。

更别提追债欠债等问题,很多问题无法受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孟广刚发挥的空间。

市场有打假需求,甲方没有能力查证,也愿意出钱打假,孟广刚是警察出身,知道怎么配合执法机关,怎么做违法,执法机关也支持个人举报违法的假货和制假窝点,那假货商受害的世界就达成了。

好耶。

成名两件案,五朵金花,犀牛刀片。

五朵金花,是彼时五大名酒,双洋、习酒、秦池、中国宋河、金奖白兰地。

当时的总代理是沈阳大东,一年光靠双洋就销售过亿,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被侵权。

一直到孟广刚将调查报告呈到大东的桌上,对方照此排查,才发现自己早就被盗版了个爽。

对方委派孟广刚调查,孟广刚直接玩了个大的,通过探员找到对方员工,亲自下场,连续请了两顿饭后,要求跟老板见面交易。

对方派了小头目反复斡旋,就为了试试他的诚意,孟广刚也很配合的等了许久,最后佯怒要摔门就走,老板才留下了具体生产地址,三天后交易。

七扭八拐,到了一处废弃仓库。

对方老板一直到执法人员一拥而上,人赃并获将自己摁在地上时,才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并不是买主,而是私家侦探。

大东副食给了孟广刚一百万,其余费用,没算在内。

这是1997年的一百万,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三年后,犀牛刀片案更让孟广刚名声大噪。

犀牛刀片百余名员工的小企业,每年纯利润一千五百万以上,在彼时几近让假货冲击市场冲击至死。

犀牛给了多少赏金无处可查,但是为了调查这桩案子,孟广刚手下的两名侦探找到了工厂,给厂内两名女工用上了美男计。

同样的招数,两年后孟广刚又用过一遍,把侵吞巨款的员工的网恋女友迷倒,并来了一招仙人跳,篇幅有限,这里不讲。

不过这件事情的魔幻在于,他们进了工厂,取了样品,才发生抓错厂了。

真正的假货厂商在义乌。

同样的买货上门,同样的孟广刚亲自出马,从辽宁前往浙江,这一次孟广刚不但把假货骗了一车,还直接把主要负责人诓到了车上。

前面车开动,后面几十人就追了出来,一直到执法机关及时出现,才让孟广刚逃出生天。

两桩案子,孟广刚直接将私家侦探打假这条路变成了一条淘金路,一瞬间无数同行纷纷下场捞钱。

彼时有个武汉诤X调查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半年就扩充至三百人,与数十家药品、保健品、汽车配件的厂商携手打假,每端掉一个窝点奖励五千元现金和假货总价的15%-20%,半年多的时间,打假数百万。

这条路走出来了,但风险也随之而来。

尽管孟广刚已经占据了诸多优势,天然正确,但犯罪分子已经违法了,就自然不建议给孟广刚的打假之路增添点代价。

在被抓取坐牢,对方这点决策成本实在是微不足道了,孟广刚知道这一点,也直言道。

“人家以卖假货为生,你断了人家的财路,端了人家的工厂,人家不跟你玩命才怪。”

无数人想要孟广刚的命。

这群团伙既然造假,窝点常常是乡村,戒备森严,一旦发现端倪拔刀就砍。

就是有检察院随行,这群不法分子也得见了枪声才停下来。

更有甚者,有被调查者请人反埋伏在他家院子里,一进门就砍,多亏他躲在门洞里报警才存活。

这群不法分子会带着涉黑人员进他办公室撂狠话,或是召集一群人下套设埋伏,就是晚上睡觉时,吉普车停在院里,都会有人敲开门扔油布放火。

打假这条路不好走。

孟广刚搬了几次家,妻子和孩子的住址,谁也不知道他家人究竟住哪儿,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如此魄力,冒着被灭门的风险打假。

更何况,孟广刚经历过丧子之痛。

难以忽略的下海缘由之一,是想挣钱。在1989年,他东拼西凑,从北京跑到沈阳求亲戚找朋友借了两万块钱,给自己的儿子孟骁治疗右股骨下端成骨肉瘤,百般求医,儿子依然癌细胞扩散到肺叶,自己看着孩子在怀里睡着去世。

儿子死了,全部过程被记叙成文《不该陨落的小星》,还成了部分中小学作文范文。

他很勇敢,他很专业,他做事非常具有底线。

但其余的私家侦探则不一定了。

当然这不是本质原因,这条路的崩盘,其实在于需求逐渐消失。

厂商自己拥有法务团队,能够查证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电商的出现让白牌产品进入战场,诸多厂商没必要造假;

法律法规逐渐健全,执法机关愿意查抄假货,剿灭制假窝点,但是如孟广刚一样懂法、懂得配合执法机关还敢承担风险的私家侦探,也少了。

赏金少了,猎物少了,猎人更少,这条赏金猎人之路,走不通。

抓二奶之路,正式开启。

北孟南魏,1993年在成都开侦探所的魏武军有个响亮的名字。

二奶杀手。

不是真给二奶开个膛,但让二奶们的饭没那么软,魏武军功不可没。

端木宏峪大侦探像传统侦探一样推理出“汉弥尔登大楼英侨被害案”、“上海名医穆端芬之妻被杀案”等命案,沈阳的孟广刚以身临虎穴,刀口舔血的挣打假钱,与他们神交已久的魏武军选择的路子虽然利润低,但无疑更安全,更长久。

对不起,我讲错了。

利润并不低。

毕竟能整二奶的人,家里挺有钱的。

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婚姻观难免遭到冲击,共贫穷的人不代表能共富贵。

再加上互联网的出现,一个人能够接触到异性多了起来,考验也多了起来。

人们不愿意接受身边的人变了,更愿相信是对手属实太不是东西。

人们愿意把婚姻问题武断的归因到二奶身上,愿意掏钱;

彼时社会大环境又憎恶二奶,二奶甭管利益受不受损,都不敢拿社死的代价去追杀,声张自己是二奶。

那二奶就是最合适的软柿子。

魏武军十五岁就到山东威海当兵,三十岁从侦查参谋专业,一身侦查本领极为过硬;

转业后在业余话剧团学表演,拜北影电影系主任为师,跟拍了几部电影,表演技能也算是练出来了。

这两个技能加在一起,简直是天生的私家侦探。

意识到侦探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拳脚,挣到不菲收益的魏武军,开始了自己的侦探之旅。

魏武军第一次破案时还不会议价,只收了对方五百,是一个丈夫要调查妻子怎么出轨的。

他一进旅馆,就居高临下的判断出了目标的交通路线和反侦察能力,随后蛰伏十几天,最早雇了一个服务员在前走,自己拿着傻瓜相机卡住了视角拍了照片,这一单成功后,往后三年又每年四五十个案子刷经验,亏了三万块后,终于将这条门路的行规走了出来。

这是这条路实现微妙平衡的公式。

首先一定要合法,工具一定要是商场内都能买到的设备。

彼时与同行相互交流,同行们鄙夷他只开着桑塔纳,拿着支持红外夜间摄像的索尼相机,动辄窃听电话卫星定位。

他笑了,其他的设备不是不想买,更不是买不起,而是不敢买。

买了必定违法,自己不站在道义一方,那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风险会迅速拉满。

其二,过高的价格不接,主打性价比。

私家侦探本来就身份敏感,没有保护伞,也不站在法律和体制一边,这意味着每一步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多要钱,就意味着案子本身存在更大的风险。

彼时其他侦探的费用是他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但他知道要稳。

控制费用,提供更高的服务质量,顾客看ROI也知道怎么选,被调查者在反击还是不反击之间,要付出较高的决策成本。

太高的价格不是不想接,是自己风控能力根本跟不上,被调查者利益受损反击起来,依然是自己承担不了的风险。

其三,私家侦探是个笨功夫,需要稳定的团队。

私家侦探受制于师徒制,做不大,那从师徒这个小团队来看,自己也需要培养徒弟的风险意识。

他不是没有试过扩充队伍,疯狂接活。

也曾拉过几百人到操场上进行考核,但大部分人都难过逻辑分析这一关,或是不听话,眼高手低只追求回报。

甚至有些侦探入室强行拍摄,这就是行业大忌。

除了守法,魏武军给这行门槛制定的门槛,有且只有两个。

一是耐心到自虐,被跟踪人往往要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乃至几天,他开关门只用两秒,这两秒,就是所有意义。

二是同情心。

尊重对方,对方是人;

尊重自己,自己也是人。

只不过第二个门槛在95年划去了。

那一年一位老父亲找他办案,说他儿子吸毒,偷了他保险柜内二十八万元,他目前生活费一分都没有,能不能帮他找回儿子。

魏武军开着摩托跟踪他儿子到乡下,不幸出了严重车祸,大出血了三小时,最后连麻醉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咬着纱布做开胸手术。

随行人员把这桩事情告诉了雇主,雇主很冷淡。

事后魏武军算了算账,自己亏了两万六,但更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雇主的儿子的命算命,自己的命在他眼中就不算了。

那就不要同情心,同情心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只会拉高自己的成本,降低回报率。

这几条行规行业有多少人遵守,不知道。

但是魏武军十二年的职业生涯中,破案二奶案件一千多起,这套盈利模式,也有跑不通的时候。

他自己讲述了一个例子。

1995年时,他接了个案子,是一位委托人拜托他找二奶。

委托人与丈夫白手起家,自己三家商铺,丈夫有二百多人的厂子,大女儿六岁,小女儿三岁,本来和和美美,但丈夫只想要个儿子,于是在外面养了个二奶。

只用了两个星期,就破了案。

女方只有二十岁,乡下进城学理发,被老板娘介绍给委托人丈夫,被他丈夫买了房还开了美容院,自以为遇到了良人。

二奶知不知道自己是二奶,无从得知。

案子到这,魏武军利益最大化。

两个月后,委托人再次求他帮忙拆散二奶和丈夫,魏武军只觉得这不是自己分内之事;

又两个月,对方直接带着两个女儿在他办公室下跪,哭着说自己丈夫要离婚,真离婚,那就自杀后再杀了两个闺女,没得选了。

魏武军去二奶小区租了个房,开了侦探所分所,并招来二奶做自己的员工,一番酒后,二奶也吐了实情——自己已经跟委托人丈夫怀了七个孩子,一个都没留住,现在自己也嫁不了别人了,他也承诺要娶自己,若是他骗我……

二奶掏出了自己准备好的炸药,那我就炸死他和他的厂子。

左右为难,两方都能够豁出去命不要,也要追责。

这件事情最后解决,靠的是魏武军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他在深圳出差之时,录下了他和二奶在一起的声音。

委托人丈夫听到这段录音带后大骂二奶不守妇道,于是放弃离婚,和委托人生了个男孩。

而魏武军在之后,跟二奶说出了真实目的。

但这是他能够做到最小代价的结果,会止损,也是件明智的事。

这里要强调一下,以买卖双方角度来看,能配平能盈利,就是桩好生意。

但人生不仅仅是生意,人做不到绝对的理性。

比如委托人给自己丈夫的二奶安排好了工作和培训班,甚至愿意出彩礼帮她找个好人嫁了;

委托人丈夫跟二奶生下了有先天疾病的孩子,孩子到上学时,还不知道爸爸的名字,委托人要求丈夫别倾家荡产给孩子治病;

有的委托人委托他找第三者,试图找到第三者有无第四者,已让丈夫回心转意。

最后结果是丈夫真的只是想离婚,她随后精神分裂,经过三年内上千个小时的电话,她已经恢复正常,开始炒起楼花来了;

更有甚者,不少二奶也是拼单二奶,多少个老板共同支付,还有被二奶反复比较;

在魏武军模式的计算公式中,二奶是绝对的错误方,所以大多数情况下,生意能跑的通。

但是世界上很多时候对错的界限是模糊的,对么。

2001年,私家侦探迎来了一个小利好。

那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次年四月施行,主要规定是,只要当事人一方自行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是合法所得,那就可以作为证据。

同年,工商局允许私家侦探公司注册商标。

打小三模式证明私家侦探可以盈利;

只需笨功夫,非文凭也可以上岗,看起来似乎没有门槛,可以迅速复刻;

打小三是政治正确,对方反击力度有限。

那为什么不进来做这个生意?

这是行业迅速兴盛的开始,也是迅速败亡的开始。

学历的门槛,是显然可量化的。

但是遵纪守法,吃苦耐劳,有耐心,有侦察能力,逻辑敏锐,长相普通不容易被发现,还要对三教九流的知识都有所了解这些门槛,是隐性的,不可量化的。

行业门槛不可量化,还高收益,那整个行业信用崩盘,暴雷只是一瞬间的事。

因为架不住有人为了钱,竭泽而渔,破坏整个行业。

那几年,私家侦探们做了这条信息供应链的周遭所有买卖。

比如私人保镖、侦探公司、护卫队、夜间护卫、治安保卫咨询、寻人调查、安全咨询、安全及防盗报警系统的监控。

法律类:版权管理、法律服务、法律研究、知识产权许可、知识产权咨询、仲裁、知识产权监督。

还有不少私家侦探开启追债业务,分两步,第一步找到老赖的位置,这步要3000,第二步,要追债,提成20%,怎么追,不用管。

传闻当年有几位私家侦探,直接将老赖带上了山,挖坑埋到老赖的脖子。

老赖面对三角账坏账加高利贷毫无办法,梗着脖子不还,最后只能把老赖刨除来,再放走。

这些业务中,比打小三安全的不赚钱,比打小三赚钱的,太容易直接犯法。

更别提私家侦探也是能力有限的,长沙旁博私人侦探所的侦探在配合警方前往云南与缅甸追捕贩毒集团时,曾有侦探神秘失踪一个月。

后来警方出动才将其找到,原因是当地婚俗殊异,有待嫁女儿的人家会将凳子放到门口,有意者坐到上面就可以成亲。

该侦探休息时坐到了凳子上,被对方强迫成亲,我都看傻了。

大家都在抢生意的时候,守法就是成本。

不遵守规矩的人得到了奖励,遵守规矩的人成本过高,活不下去。

终于,一切到了顶峰。

2000年,重庆邦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成立,迅速成为了私家侦探界一大巨头。

可惜后来他们不叫詹姆斯。

而姓马。

2002年,注册了中英文商标的重庆邦德做东,开启了一个峰会。

“2002年中国商务信息调查行业研讨会”

会议主题很简单。

一、从没有什么私家侦探,我们都是调查员。

二、我们不要仅仅定义在查二奶上,要形成信息网络,资源共享。

本来邀请传真,邀请二十家,最后足足来了百余家侦探所。

除了侦探所和媒体,甚至如肯德基、青岛啤酒和加拿大国际警官学院的人都来了,大家对这个特别好奇。

参会过程中,大家只许听,不许问。

这场会议乍一看无甚问题,甚至次年的12月14日在贵阳、18日在杭州也开了两次峰会。

前者讨论的是交流大家在构建、管理、培训、市场运作等方面的工作经验;

后者则是由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举办,主要讨论的问题是这行到底能不能见光,到底合不合法。

孟广刚参加了后者,在04年打算自己开一次沈阳的“首届中国私人侦探论坛暨成立中国私人侦探协会(筹备会)”,打算讨论通过《中国私家侦探暂行条例》、《中国私家侦探协会章程》,让私家侦探彻底见光,让全国近千家侦探社都能够接受监督管理,但因故叫停。

做大了的大家,都走到了争夺话语权这一步。

那年出了一件事,宣告私家侦探的风险利益平衡被打破。

就在贵阳峰会的前一天,死了一个人。

死者名叫黄立荣,是一名私家侦探,受雇于打假第一人王海开设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

事情原由是1997年,紫禁城国医馆的老板赵君与陕西省某制药厂签订了“止脱生发药品代销合同”,但随后他在广告中夸大了药效,随后有关部门裁撤了广告批文,并且禁止该药厂再在全国范围内做广告。

有仇之下,制药厂委托黄立荣等人调查赵君的底细,干过保险推销员、律师的黄立荣与五六人全程跟踪偷拍赵君,总去买一块钱的药打听公司情况,甚至将车停在了公司院中。

后来业内人士戴先生在说起这事表示,

“明显是学艺不精,对方院内全是自己公司的车,这车一停那就露馅了。”

进过监狱的杨占利等几人对黄立荣拳打脚踢,并用钢管打至黄立荣肝脏破裂,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见势不妙的对方将黄立荣的尸体拉上汽车,抛尸逃逸。

这是全国第一起私家侦探死亡案例。

甚至黄立荣的职业到底算是什么,都说不好。

但是这件事无疑成了整个行业的黑天鹅事件。

这件事告诉整个行业,利益受损者的反击力度,是可以大到私家侦探无法承受的;

告诉所有从业者,私家侦探不是一份一般意义上安全的行业,真的是会死的;

告诉执法机关,这个行业是需要被正视,需要被整治的。

私家侦探从与公共利益无甚关系,甚至某些时候,彻彻底底坐到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

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增设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犯罪的条款,同年,当年的原正和拥正德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受审。

他们二人分工明确,一个上网揽活,谈钱,对运营商的话务员和坐席维护发展为内鬼,以便买卖用户信息,一个小学文化,几乎连名字都不会写,负责跟踪偷拍。

两个人成了灰色行业中的信息二道贩子,被调查者的银行存款每次查阅收费1000-1500,他们赚600-1000;

房产信息报价2000-2500,他们赚1000;户籍情况报价300-500,他们赚1-200。

至于车挡信息、手机话单、座机地址,每次千百元即可买到。

这是行业毁灭的导火索。

炸了他们二人,炸了整个行业。

你无视违法的风险,现在灰犀牛来了,踩到了你的脸上,你得认。

本来私家侦探可以在打假、在打小三之外开拓出更多可能性,本来应该站在违法犯罪的对立面,帮助委托人行驶调查权,成为其保障利益、制止损害的帮手,按时交税,挣干净钱。

孟魏二人努力探索着,个人的利益与公共的利益间的微妙平衡,等待有更多人走第三步,试图寻找着不可能中的可能,将这个买卖的根基打牢。

但很显然,这桩买卖防君子,不防小人。

金钱面前,君子少,小人多。

其实也不是没有人试过更多的可能性。

在南魏北孟的局面下,我愿意新增东张西赵两位侦探,凑齐这一格局。

这两个人做私家侦探的动机就不同,孟广刚、魏武军的动机是买卖,是赌博。

但赵明和张玉芬的动机就是一个字。

冤。

冤,所以需要复仇,需要互助。

既然不能将调查权贩卖,让消费者为需求付费,那就让所有需求者达成利益同盟,大家互助。

赵伟在1996年还只是个普通的农村治安管理员,那年他和朋友出面,借了三十万,给一位做国际贸易的朋友周转资金,可他去了美国后就音讯全无。

找了半年,朋友被起诉,试图自杀三次,自己被逼无奈,只能只身赴美。

去了才发现,哪有什么国际贸易的朋友,他只是一个赌狗。

对方摆烂,拿一堆沙发家具抵债,自己只能被迫住下来。

自己通过房客找律师转换身份,没想到对方收了回扣,卷走了他所有积蓄,就连费劲讨来的家具也被骗走了。

身无分文的他死活也想不明白,怎么上天就欺负他一个老实人,让他在异国他乡成为流浪汉;

自己从小割麦打麦,奶都喝不上几口,球鞋都买不起一双,自己要跟骗子拼命,可骗子怎么说跑就跑呢。

这时候当警察不太可能了。

那就成为能够侦探,查出来,不能再受委屈了。

赵伟捧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背,对着电视一句一句学,免费做了三年学徒,才成了美国私家侦探。

他当年是被骗到美国来的,自己要做的方向就是寻人,看起来是非常正的一条路。

但依然变成了买卖。

做了很多跨国寻子、骗婚偏色案,更多见到的是本来品学兼优的孩子,在外国沉迷赌场;

平日里的乖乖女,与外国男友住在一起后谎称绑票;

许多孩子在家努力读书,在外就变成了叛逆少年。

大家利益不同,对方需求满足了,无法回报自己。

那就只能在警力不足的美国,将这个互助行为变成买卖。

张玉芬的冤,更纯粹一些。

她跟丈夫76年认识,81年结婚,丈夫跟女同事说话都脸红,居然能骑着单车连等自己好久,她觉得自己嫁给了爱情。

1995年,孩子说,妈,你去给人看病的时候,爸爸带了个阿姨回来。

她还不信,直到他一次次不回家,一个月一个月不回家,丈夫单位的科长都提醒她,要给老公看紧一些,她才相信风言风语不是假的。

两年后,对方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来,就是那个女人,说饭好了,回家吃饭吧。

这是我家,他去哪个家吃饭?

丈夫摊牌了,说我就是会跟一头猪在一起,都不会跟你在一起。

随后第二天,把家里所有的金银首饰,连同自己的买断工龄的钱都带走了,床单也不剩一条。

中年下岗,孩子气到斑秃,自己死活想不明白,为什么。

十年复仇开始。

张玉芬被迫成了一个私家侦探,一路追查丈夫重婚罪的线索,他搬了太多次家,自己就用坏了三台照相机,两架望远镜,四台录音机,最终拍下来丈夫一丝不挂的画面。

但证据来源不合法。

十次,告了十次,都是证据不合法,或是没人愿意为她作证。

张玉芬把这股气一并发在了小三身上,2003年,取凤凰涅槃之意,她与9名女性成立了火凤凰侦探社,研究着《孙子兵法》,领着低保,记录了一麻袋一麻袋的笔记和底片,开始成立了打小三的利益同盟。

大家不求利益,就是因为处境相同,基本上都是职工,当面对小三时,其余人拉偏架,让受害者上去复仇。

她与其余九人总结出了斗争经验,见到小三就脱她裤子,让她跑不了,然后分开她的腿,让所有人都看看她的丑态,最后才是打。

一直到2007年,她被法院判决离婚,她依然没有停止复仇的脚步。

余生她就是为帮助所有困扰的人复仇,每天就是接电话,并前往战争的路上;

无论男女,小至二十多,大至九十多,无论二奶二爷,一天最多164个电话,随时准备好犯下故意伤害罪,打小三,打打打。

她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是打了一个男人的17个小三,累计战果至今,上千个小三被打击。

但这条路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难免有姐妹有了新的婚姻,退出同盟,不再联系;

剩下的姐妹们见过太多黑暗,很多郁郁而终;

孩子在阴影下,从也没有结过婚;

自己没有稳定收入,受到无数次人身威胁。

她因为组织的力量,分摊掉了犯罪的风险,获得了组织带来的情感寄托,当组织规模变小时,当面对利益考量时,这套私家侦探之路,就互助不下去了。

恨的需求没了,柴米油盐等生活需求在,就没人愿意再当私家侦探。

2014年,她掏出所有积蓄,在北京近郊成立了一个情感驿站月亮湾,帮助同样受到情感伤害的女性,宣告彻底退出私家侦探江湖。

靠的是互助组织成员自发的挣钱,靠烧她的积蓄,靠外界捐款。

她永远能找到有需求的人,永远能重组一个组织,但复仇、互助等办法,永远不是私家侦探的正路。

没有收入,用爱发电,方程式是配不平的。

魏武军,孟广刚相继退休后,私家侦探到了戴朋俊一代。

这是私家侦探的余晖。

他拜魏武军为师那一年,是2005年。

在做过厨师,学过缝纫,摆过地摊,玩了一整年传奇后,中专的他,发了许多封邮件给魏武军,都没得到回复。

只是一次上海和吴江有案件,魏武军就让戴朋俊直接上手,那一次,他七天挣了一千四。

看到他能吃苦,魏武军就将他收为弟子,传授所有武艺。

戴朋俊是目前最成功最安全的私家侦探之一,他走的还是魏武军的老路。

论装备,他能够将各种高倍镜望远镜,小型运动相机,带WIFI的长焦摄像机用胶带和颜料稍作伪装化作武器,越不智能的装备,关键时刻越能快速反应,他从不用什么摄像头,那些分辨率、格式、拍摄角度一眼假,做不得证;

论技艺,他是开车赛车手水平,下车会惯性在调查者背后45度角跟踪,更能够公共场所坐到调查对象身边进行录音,伪装自己,得心应手。

就算出了问题,他也能够逃脱,不给雇主添麻烦。

但他也是最失败,最后的私家侦探。

因为高调。

他在职业巅峰期如此抛头露面,某种程度上讲,这就违背了职业的最起码的要求。

孟广刚的时代,打假一单年框百万,二十年过去了,私家侦探的年薪最多只有百万。

已经到了戴朋俊这一代,私家侦探还是用着师承的办法,也没有探索出更多的盈利模式,现在他能够成为顶流私家侦探,魏武军留下的盈利模式还能够好用,配的平,但对于更多私家侦探来说,没机会了。

时代窗口期已经过去了。

从公共利益角度来说,私家侦探死了。

私家侦探本身不合法,甚至犯法,信任成本无限增高;

也找不到与公众利益对立面的共同敌人反击洗白,凭什么指望着公众支持你?

执法机关知道你身份不合法,调查过程又易违法,凭什么配合你?

从需求端来说,私家侦探也死了。

私家侦探掏出的住宿信息,征信信息,财产信息,拿到法庭上,法院也不认,不合法。

你买到的东西关键时刻顶不上,还有可能造成你的风险,你凭什么买它?

你说你抓到了对方的把柄,能够要挟对方,在财产分割时占理;

抓不到,相当于给自己的有钱老公准备了个保镖。

但这有个大前提。

私家侦探是奢侈品,当它与婚姻调查相绑定时,能要价。

但现在大家都聪明了,有钱人直接婚前财产公证。

有问题直接律师。

这不更加简单直接?

从供给端来说,私家侦探,还是难。

市场就这样了,谁能冒着身份违法、行为违法、五年百里挑一淘汰率,去做私家侦探?

你以为你能赌,赌成本在这里,对方不敢报复。

但一次失败就告诉你,你输了,弄不好命都输了。

委托人通过你找到受害者,实施杀人,或者非法拘禁。

你怎么控制风险?

你费劲培养了徒弟,徒弟以你之名违法犯罪,你怎么解决这个风险?

徒弟不违法,转身跳槽成了你的对手,你怎么解决这个团队风险?

控制不了的。

这个所谓的利益风险方程式,从来没有配平过。

最本质的一点是,资本和科技,会碾压所有未来的私家侦探。

你守法,追债、安保、法律资讯比不过专业人士,做侦探接一单买卖,签下没有任何法律效益的君子协定,往往尾款要不到,事情琐碎到要应聘幼儿园老师,只为了给孩子口中用棉签蹭两下,交给客户做DNA比对。

但你无法证明你自己不是骗子,不是流氓,不是坏人。

但骗子很容易形成灰产,用资本杀死你。

而骗子没有什么成本,有良心一点,客户目标两头吃,提供假证据让客户付钱追踪下去,好歹骗一骗客户;

没良心一点,直接在情感网站发文,杜撰离异女性维权的故事,随后通过信息流广告进行推荐,导流。

一个初中文化的无业游民,通过这个招数可以骗下一百多万,

当以犯罪团伙形式出现时,一个人提供银行卡、手机、手机卡,一个负责扮演客服,骗取定金、保证金、路费,当天剩下几个喽啰当即多地取款,提成是5%,其中来得早的能分2.5%,后来者平分2.5%。

一个犯罪分子有54台手机,足够消耗掉大部分守法私家侦探的市场。

同样的犯罪分子,还能有大舅哥用同样的套路卖枪、卖脑控仪,这些互联网黑产积累出的资本滚动起来,只会进一步拉低他们的犯罪成本。

更直接的,是科技,是大数据。

宁波网警曝光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一位出轨女性出轨了一名男性,男性入狱,手机到了老婆手中,于是担心事情被发现,于是委托私家侦探调查人家老婆有没有出轨。

私家侦探也是不讲道义,上来就给人家车上装GPS定位,还俩。

万万没想到,车主的电动车不但有靠近了就报警的功能,还前后左右有四个摄像头,给他拍了个清楚,破案不费吹灰之力。

现在,各大公共场所都有摄像头,别说可视门铃实时监控,不少人就算是猫砂盆上都会安装摄像头看猫的今天,私家侦探想要盯梢,也没那么容易了。

就算是你在老小区,坐到车里,一动不动,都会有大爷大妈举报你。

大数据时代,我们从不需要私家侦探。

但,想要知道另一半有没有出轨?

其实从来没有困难过。

甚至更简单了。

当他手机上支付宝上突然多了一笔不该有的餐厅开支。

当他手机上豆瓣知乎开始推送某一场你没与他一起看过的电影的影评。

当他手机上飞猪给他推送一个旅馆的再次入驻邀请。

当他手机上小红薯给他推荐一座城市的旅游指南。

当他手机上淘宝突然开始推荐你没穿过的款式的内衣。

当他微信开始分组屏蔽。

当他抖音@列表第二个不是你。

当他微博经常浏览的ID,多了一个新女性。

他就逃不掉了。

大数据,才是最好的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作为一个行业已死。

但我们人人都是私家侦探的时代。

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