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中国
制作公司：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 (RAI)
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编剧：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Andréa Barbato
类型：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意大利
语言：日语/法语
播出时间：1972-12-26(美国)
片长：4小时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大陆拍摄纪录片《中国》。彼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大师来到中国，决定所见即所拍。此片于次年被禁。直到30年后，我们才得以见到他眼里的中国。
纪录片《中国》，全名《中国 Chung Kuo Cina 1972》，是意大利著名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影视作品。
1970年，中国与意大利建交。
1971年，周恩来总理向安东尼奥尼发出诚挚邀请，请他拍摄一部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纪录片。
1972年，安东尼奥尼的摄制组到达中国，由一个三人小组负责跟随拍摄。
由于各种拍摄上的限制，安东尼奥尼放弃了近半年的拍摄计划，将拍期赶在22天内，最后制作成一部时长近22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
谁知，在1973年1月在意大利首映式上，却引发了一场中意两国外交事件，及在中国持续近一年的大规模全国性批判运动。
原因是：“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1973年10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该片。
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威尼斯凤凰剧院上映。
得知消息后，中国的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终于被移到另一所影院放映。
当时审批拍摄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江青正好借《中国》批判周恩来，江青令《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开始批判《中国》。
文章称“《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该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四人帮称安东尼奥尼为“反华小丑”，“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将近一年时间的批判。
其中仅1974年2、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收录文章43篇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
作者来自中国全国，很多人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地方的干部和群众。
1972年的安东尼奥尼到底拍了些什么呢？
答案是，他没有去拍美丽如画的“江山如此多娇”，而是将镜头对准了最最普通的人民。
《中国》时长四小时，分为上、中、下三集。
第一集拍摄于北京，展示了一个小学的学生们、城市的老区、使用针灸技术的剖腹产手上还有一个棉纺厂及其工人，有著名的天安门广场、长城、故宫、王府井；
第二集是导演被安排去河南林县参观红旗渠、集体农庄，古城苏州和南京，但他却将大量的篇幅放在了随意观察的中国人的面孔上；
第三集拍摄的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从街景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从新建的居民楼到殖民地时期的滚地龙，从茶馆到大工厂，从外滩到黄浦江上的船户，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上海民众的生活。
电影在一场中国杂技表演中结束。
他所拍摄的中国，不仅仅是一幅风情画卷，更真实记录了处在“文革”之中的中国。
没有歌颂、没有批判、更没有思辨，只是传达了一个电影人对一个陌生环境的第一直觉，如果不是有着太多的限制，可能意大利摄制组还能挖掘到更多更丰富的内容……
尽管没有任何敌意的“暴露黑暗面”，但是一些“真实的罪证”还是受到了当时的批判。
人们从片中看到了彼时政府希望世人看到的学校、工厂、幼儿园和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
纺织厂女工下班以后仍然不愿离去，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安东尼奥尼说过：有某个时刻，我们掌握了真实，但真实稍纵即逝。
真实转瞬即逝，而“沉默成了说话的负面空间。”
四个小时，更像是一部教科文组织拍摄的无剪辑的纪录片，摄影机把目光投向了医院、工厂、学校、农业这些宽泛的的场所没时间也没能力再进一步探讨和总结。
这是一部属于中国的作品，再没有更丰富的影像资料能反映曾经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了……
1979年中国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一场持续多年的“反华事件”画上句号。
该片被禁30年后，于2004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上放映了一场，顿时一票难求。
2007年7月安东尼奥尼逝世，11月意大利正式发行《中国》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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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愚公移山》是历时5年完成的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仅从每集的片名即可略见一斑：《大庆油田》（84分钟），《上海第三医药商店》（75分钟），《上海电机厂》（131分钟），《一位妇女，一个家庭》（110分钟），《渔村》（104分钟），《一座军营》（56分钟），《球的故事》（19分钟），《秦教授》（12分钟），《京剧排练》（30分钟），《北京杂技团练功》（18分钟），《手工艺艺人》（15分钟），《对上海的印象》（60分钟）
1972-1976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愚公移山》
伊文思：漂泊东方的西方人“文革”时期，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文思及其夫人罗丽丹拍摄的《愚公移山》。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短短22天的行程不同的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历时5年完成，片长达12小时，这12集的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世界电影史上伊文思被称作是纪录电影的先驱，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被称为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以摄影机为武器支援民族解放的运动。更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在中国拍摄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并多次用摄影机记录下变动中的中国。他亲切地把中国唤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寻找失落的现在“寻找失落的现在”，米兰·昆德拉用这句话启发我们注意到小说中时间的艺术。我不知道曾经用深情的目光注视过中国这片热土的伊文思，如果依然健在，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再次聚焦中国。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回望曾经放逐自己的祖国。
1938年伊文思首次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四万万人民》中他没有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颂扬和嘲讽，有的只是展示事实，纵然审查官们费劲力气，他的摄影机还是与那些控诉战争的目光不期而遇。1946年，伊文思在拍摄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召唤》，以支持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而被自己的祖国荷兰视为叛徒，此后的40多年一直漂泊异乡。
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就变成了一个隐性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保持沉默。那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显得异常孤立，伊文思预想沟通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但是却陷入一个理想乌托邦式的中国里：一切都是人为安排的。1976年，《愚公移山》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艺术影院上映，映期长达6个月，然而它在西方得到的喝彩却是短暂的，随着中国政坛的巨变，有人开始怀疑这部有着乌托邦色彩纪录片的真实性，善良的人认为伊文思被中国人欺骗了，不友好的则认为他们帮助中国人欺骗了西方。伊文思选择了沉默，而沉默的代价是使得他们在欧洲长达10年找不到工作，被历史的齿轮无情咬伤的伊文思用深情的热爱疗养伤口。
其实真正让我感动不已的是曾经看过的伊文思那些诗意盎然的影片。《雨》让我想象年轻的伊文思肯定正在谈一场恋爱，他会让朋友们一旦发现有雨就赶紧打电话通知他，他就抱着摄影机去拍那场雨，去赴一场约会，等待与那个人相遇，但那个人却如此喜怒无常，或许只是一场阵雨，或许那个穿着米色风衣，抱着摄影机的年轻人只是空欢喜一场。回顾伊文思早期的纪录片《桥》同样是运动的诱惑，滑轮的转动、绳索的抖动、光影的变化和愉快的节奏，使得伊文思引导观者在思考的不仅是运动的本身，而是无生命的机械像人一样，而“我”又在哪里？伊文恩将诗意丛生的美妙想法介纪录片的拍摄，无生命的物体布满了作者目光的投影。
我们来到《塞纳河畔》，时间是1957年，当时伊文思59岁，对于当年聚居在塞纳河左岸的艺术家来说，这条河就是他们的灵感源泉，那些奔跑的孩子和婴儿，传递砖头的工人，在窗口晾被单的妇女，和堤上拥吻、树下相拥的恋人，还有那突如其来的雨中快乐奔跑的情侣……59岁的伊文思看到了自己的青春背影并没有远逝，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是逝去的时光。
这部寻找青春诗意的《塞纳河畔》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大奖，站在这个点上对于《雨》和《桥》是一种回忆，却也酝酿着《风的故事》的深奥思绪。更值得慨叹的是它们有意或无意的被夹在了政治电影的文献之中，却如此淡定和安然。1988年完成的《风的故事》是伊文思一个久远的梦想，是他生命的结语，也是大师的绝命之作。伊文思有很多话想说，他是导演又成为了演员，90岁的他眨着迎风流泪的眼睛，注视着镜头，白发翻卷，泪眼模糊，伊文思在风中手舞足蹈的像个孩子，他自由了。对于一个被放逐一生的人，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又无比真诚的入，御风而行是他最直接要表达的意义。
伊文思从小就渴望自由飞翔，影片的开始就是他坐在自己制作的木头飞机里，他说“妈妈，我要去中国。”而他的祖国，人们依旧称伊文思为“飞翔的荷兰人”。在《风的故事》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伊文思从一位艺人手里接过一个烧制的面具，作为回谢，他送给艺人一盒胶片——他的第一部电影。面具与片盒，风与电影……1989年，伊文恩在巴黎去世，但是时间输了，对永生者而言。
《愚公移山》与“中国缘”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曾经播出过6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第一次使国人有机会看到“文革”时期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的《愚公移山》以及他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影片的一些片段。该系列纪录片的导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资深摄影师兼编导邵振堂先生，讲述伊文思与《愚公移山》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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