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汪康夫并不喜欢与人交流，除了清晨6点去打理菜园，平日里很少出门。他住在江西吉安市永新县高溪乡石市村，村中有一方祠堂，村民们常聚集在那聊天、打牌。他没有去过，偶尔路过也只是远远望一眼，又转身慢慢踱回家。
只有说起身上背负了54年的强奸案时，他才会提起兴致，耐心地道出自己的愤怒与无奈。因为身上一直背负着“强奸犯”“劳改犯”的罪名，他忌惮与人交好，害怕影响他人，“别人以为我的清高，其实我是自卑”。与人交谈时，汪康夫总是不急不缓，即使说到自己的冤屈，声调也不会有太多变化。
一切源于1966年5月16日，他在宿舍被工作组的人抓走。五个月后，莲花县法院下达判决书：被告人汪康夫强奸少女学生2名，猥亵少女学生10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资改造。随后，24岁的他在鄱阳湖劳改农场度过了人生黄金十年。1978年，劳改释放两年后，汪康夫开始向各级法院写申诉信伸冤，如今已是第42个年头。
但手机监听在汪康夫劳改期间，判决书里记录的这些“被害”女生并不清楚自己与汪老师被抓走有关。2016年，当年的“受害者”女生也陆续站了出来，回忆并写下当年的经历，证明汪康夫所谓的强奸“都是没有的事”。
2020年5月27日，江西省检察院通知汪康夫称依法受理他的申诉，承诺三月内给他答复。而7月28日，一纸以“案卷调取不到”为由的《中止审查通知书》又让汪康夫希望破灭，害怕“中止”实际上就是“终止”，“我的人生还能被中止几年？”。
8月26日，检察官助理告诉他，案卷在2016年已调到江西省人民法院，但最近一段时间，负责此案的法官因眼睛患病正在住院，“案卷材料保存在他（她）的保险柜里，其他人不方便取出。”电话那头也承诺，检察院将继续跟进此案。
堆在桌角的申诉信已近半米高，他还在家中焦急又无奈地等待着。除了字字斟酌，一再修改申诉信寄出，别无他法。大半辈子都在为平反奔忙，汪康夫的余生只有这一个心愿：清清白白地离开人间。
【1】“我没有强奸女学生”
1959年，初中刚毕业的汪康夫被分配到江西莲花县琴水小学教书。因为政治成分不好，他在工作中小心翼翼，避免犯错，害怕造成“阶级错误”。
五年后，汪康夫接手四年级一班，担任班主任。那是全校最优秀的班级，流动红旗长期挂在教室里。彼时，他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带他们去游泳、砍竹子，这些行为日后都成为他强奸猥亵女学生的依据。
1966年5月16日深夜十点左右，汪康夫一个人在学校宿舍里批改作业。一位社教工作组成员带着几个人推门进来，直接将他带到了公安局。最初，他本能地感到害怕，但转念一想，心中又坦然了几分，“我知道自己没犯什么事，等警察第二天到学校调查学生就明白了”。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几年。直到释放后请律师帮他从法院调取案卷查看，他才知道后来的取证并未由警察进行。两位女老师受工作组委托，找学生谈话，写下两份《关于汪康夫强奸女学生的调查报告》，再加上社教工作组的总结。这三份材料就是他案卷材料里所有的“定罪证据”。
汪康夫记得自己从未认罪，在宣判笔录中，他写的也是“我没有强奸女学生”。最终，法官认定他“态度极其不老实，抗拒交代”，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到鄱阳湖劳改农场改造。
【2】“这样清高的人怎么会做这么卑鄙的事”
“他一直将我们班带得很好”，尽管过去50多年，班长李利元还能回忆起汪老师教学能力强，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乒乓球也打得不错，“别的老师打赢了都会大喊大叫，但他不会，还是那样安静地站着。”
李利元一直很崇拜这位儒雅清高的老师。升入六年级后，汪康夫不再带他们班，他还常常去找老师聊聊班上的情况，也将自己写的稿子给汪老师修改。一天，他如往常一样爬上教师宿舍二楼，刚到楼梯口，曾与汪老师同宿舍的郭志彪老师叫住他，“汪老师不在，他出差去了。”
他等了三四天，还是不见汪老师踪影。校园里也开始流传一些小道消息：汪老师因为跟班上女生有不正当关系被抓走了。震惊之余，李利元内心也十分矛盾。他深信警察不会抓错人，但又难以接受事实，“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这么看不透，这样清高的人怎么会做这么卑鄙的事”。但他从未怀疑过调查结果，不得不相信汪老师的确犯了罪，也从此与汪老师失去联系。后来，他曾听说有一位姓汪的人给他写信，当时他正在生病住院，出院后再去找信时已经找不到了。他觉得来信的人就是汪老师，但没找到也就放弃了。
【3】“被害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你说这冤不冤”
汪康夫也不太记得写给李利元的信里写了些什么，那时他已经劳改出来两年，刚开始申诉。
刚释放时，汪康夫还没起过申诉念头，对前景也不乐观：其他更大的案子都还没有平反。1978年，他在广播里听到全国在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想着自己可能也有机会，便托法律顾问处的人帮他去法院案卷，那人告诉他：“小伙子，你放心搞，证据材料不足，平反大有可望”。
几天后，他去莲花县法院询问，工作人员却回复说：“平反的都是政治案件，你这是刑事案件。”他又进一步询问判案证据是什么，工作人员一时说不出所以然，匆匆回复：“判决书就是证据”。
他觉得手机监听荒唐，写信给当年两位“被强奸”的女生询问情况。一位回信称“接到你的来信，我感到非常奇怪，不知道谁把这件事搞到我头上。”另一位则说：“如果说你强奸我，实在是冤枉、冤枉、大冤枉。”
汪康夫清楚地记得这两句话，在后来的申诉中反复提及。“我坐了十年牢出来，居然被害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你说这冤不冤？”他开始四处奔走申诉，将这两封回信拿给法院和检察院看。
当时他在石市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一个月工资只有30元，主要收入还是靠务农。他在河边种了几亩地，又孵小鸭、养泥鳅，妻子周三英则负责出去售卖。卖菜收入不稳定，而家中孩子都在上学，周三英只能去找邻居借钱，没过多久就四处碰壁。但一旦攒下一些钱，汪康夫就会乘车去法院，再找附近最便宜的旅馆住下，隔天回家。
小女儿汪珍珍回忆，父亲一直对自己关心甚少，总是在忙自己的事，“甚至觉得他有点自私”。小时候，她半夜三点醒来看见父亲还坐在桌子前写信，满屋子呛人的烟味。
申诉信的主要内容大致相同，但汪康夫一直坚持手写，花好几天构思好再动笔。他不明白为什么寄出去那么多信总是没有回应，以为是自己说得不够清楚。即使到现在，他还要反复斟酌，每次再改动几个字，“也许这样说，他们就能回复我了。”
多年申诉，他得到过两次回应。1986年，吉安中院复查后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是经过反复查证核实的”，而女同学的回信是他“串通所为”，证据无效，从而驳回申诉。
第二次是1999年，莲花县此时已由吉安市划归萍乡市管辖。江西省高院将此案转交萍乡中院受理，但萍乡中院的回复与吉安中院几近相同，依旧认定汪康夫“串通被害人否认原检举”，驳回申诉。2004年，萍乡中院又回复称“本院不是终审法院，无该案管辖权”，让汪康夫去找吉安中院。但吉安中院称已给出答复，“兜兜转转又回到原地”他无奈道。
之后，汪康夫决定集中向省检察院和高院申诉，这一等又是二十年过去。回忆自己这42年伸冤路，他说不出最失望是什么时候，“好像一直都处在低谷中，没什么高兴的事”。
汪康夫从未正式向儿女们提起这桩案件和自己的申诉，但汪珍珍还是能感知到一些蛛丝马迹。曾经自家与邻居因琐事争吵了几句，邻居一说到“你这个劳改犯想想自己的身份”，父亲就不再言语。
起初，汪珍珍并不理解父亲对于申诉的执着，跟着家人们一起劝他，“不要着急，这件事是要看机缘的”。汪康夫更急了，“你们都放下了，唯独我放不下。”
后来汪珍珍大学毕业进入社会，感受到个人力量的渺小，逐渐理解了父亲的不易，“一辈子都在为这件事奔波却还没有个结果。”近几年，她看到一些媒体报道冤案当事人的一生，内心触动，“人生最好的十年都在监狱里度过，我想想都很难过，但父亲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些心理感受。”
几天前，汪康夫在菜园里被围墙上掉下的转头砸中右脚，鲜血直流。他没有告诉家人，一个人忍着疼痛去卫生室处理干净。“我的韧性是很强的”，一如这么多年来孤独的申诉，他习惯自己处理所有事，不让家人担心。
【4】“事实胜于雄辩，没有就是没有”
2016年，李利元偶然看到江西电视台的报道，才知道汪老师这桩案子确有蹊跷。当时汪老师已经为平反奔走了近四十年，他心中复杂，“可能老师真的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去年冬天，李利元回莲花县祭祖，在祠堂里偶遇了小学同学李新恩。李新恩原本与汪老师并不相熟，但听班长说起这件事，心中触动，觉得“事实胜于雄辩，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汪老师真的是被冤入狱，希望能为他做些什么”。第二天，他找到李利元，说自己熟悉县城，可以带着他去找这些“被害女生”问清楚当年的真相。
李新恩骑电动车载着李利元在莲花县奔走，找到了还在此地居住的七位“受害女生”，并电话联系了一位“被强奸”的女生。一些人不太记得当年具体的细节，但称自己与汪老师只是普通的师生关系，强奸、猥亵这些都是没有的事，写下的证明材料也是“被老师逼的”。
受害者之一刘淑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小学时曾被一位女老师反锁在房间里两个小时，让她写有关汪老师的材料。她写不出，就连续被关了好几天，每天很晚才回家，从此留下心理阴影，害怕被人再次关起来。
另一位被汪老师“猥亵”的女生李莲新还能回忆起一些细节。她被曹静安老师叫去办公室，一进门，老师让她交代“汪老师对你做了什么”，她不知道说什么，就被关了一整节课。后来她在办公桌上瞥到几张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检举信，就照抄了几句，大意是“汪老师强奸了我”。被放出来后，她和朋友李花清说起此事，没想到李花清也被叫去谈话了。她们想着，之后警察来调查时再说明没有此事，但是一直都没有等来警察。
没过多久，她们六年级毕业，各自走入不同的人生轨道。大多数被叫去谈话的女生并没有将此事与汪老师被抓联系起来，直到这次同学来找她们，才知道汪老师因为强奸罪被判了十年。
但当李利元和李新恩将这些“证据”交到老师手中时，汪康夫委婉地拒绝了。曾经去信询问被害女生时被吉安中院认定为串供，汪康夫就不再敢跟当事人有什么联系。如今，李利元也不知道还能再帮老师做些什么，只能期待着司法有一天能还老师清白。
【5】“我想清清白白离开人间”
汪珍珍很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5月底，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语气激动地告诉她，江西省检察院受理了他的申诉，并承诺在三个月内作出答复。全家人都为此高兴不已，距离上一次吉安中院的复查已过去二三十年，父亲大半辈子的坚持终于有了眉目。
在省检察院给汪康夫的《群众来信回复函》上写着，将在三个月内给他答复。可7月底，一纸“中止复查”又破灭了希望。“中止复查”的原因是，省检察院调不到案卷。复查就此搁浅，重新启动遥遥无期，汪康夫担心，这一次中止，实际上就是“终止复查”了。
8月26日，他接到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告诉他，案卷在2016年已调到江西省人民法院，但最近一段时间，负责此案的法官因为眼睛患病正在住院，案卷材料保存在他（她）保险柜里，其他人不方便取出。
负责此案的姚检察官手机监听软件回应称，现在最高检要求“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因此在5月受理了汪康夫的申诉。但他们去莲花县法院调取案卷时发现案卷已被调去江西省高院，便给汪康夫发了“中止审查”的通知。“负责此案的法官调阅了汪康夫的案件，属于内部调动，不是正式审查，是可以不给当事人答复的”。目前法官已住院近两个月，检察院承诺继续跟进此案，等法官出院后积极调取案件复查。即使申诉多年无果，汪康夫仍然相信法律。“正是因为相信法律才会坚持，相信它最后一定能还我清白。”
他从小热爱写作，但劳改回来后，他再也没心情继续创作，精力都用来写一封封申诉信。如今再说起小时候的作家梦他只能自嘲般笑笑，说当初那些“都是妄想”。家人们劝他写一部回忆录，但他还不想分心，“要等到我真正清白那天，皆大欢喜，那时才会有心情动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