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通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网友调侃是“交通全靠走，通讯全靠吼”。手机监听更是不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人提出疑问：古代官员奔赴远方上任，如果被人伪造委任状冒充怎么办？
冒任官员这类事件在古代志怪小说中并不鲜见，在明末文言短篇小说集《虞初新志》中，记录了崇祯初年一位出任广东雷州的官员中途被截杀并冒充的故事：
“雷于粤为最远郡。崇祯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盗。知其守也，杀之，并歼其从者，独留其妻女。以众中一最黠者为伪守，持牒往，而群诡为仆人，莫能察也。”
当时，广东雷州还属于较偏远地区，这位官员带着家眷在前来上任的路上，遇到一伙山贼打劫，官员和他的家人被杀害。这伙山贼的首领，利用官员留下的文书，来到雷州，接替了他的职务，神不知鬼不觉的在雷州做起了官，直到真正官员的儿子前来投奔，才露出马脚。
而《西游记》中，唐僧的父亲陈光蕊也是在上任前被船夫刘洪杀害冒充，任职江州直到唐僧成人以后才东窗事发。
86版《西游记》中的唐僧父母
那么，志怪小说所演绎的冒任官员事件在现实中可能发生吗？
官员赴任前都需要准备什么
在古代，冒任夺官的高级骗子屡见不鲜，虽说如此，盗官这事实际操作起来，从官员赴任的手续上看，有相当的难度。
古代官员调动一般是通过中央的程序调动和官凭赴任。官员一般不能在本地任职，然而，那时没有照片以及完备的人事档案和调动记录，仅有备案的文件又存放于吏部，所以赖以验明正身的只有两样物件：委任状与身份证明，这是官员上任所需要的官凭。
两份文件详细注明了赴任官员的基本情况，如姓名、籍贯、年龄、体貌特征等，同时还印有吏部的章印，而且委任状也经过专门设计。以唐代文书为例，委任状文书用的是金花五色绫纸，宋代用的是丝织花绫，加之设计精美，不是那么容易被仿冒。
唐代文书
官员上任的另一个凭证叫鱼符，一个鱼状的物品，上边记载了一个人的基本信息，名字，简介，官品。类似的还有虎符、龟符、龙符和兔符，作用都是一样的。宋朝有牙牌和腰牌，也是官员用来证明身份的，上边刻有官员的姓名和官职等重要信息。而且，三品官员以上的鱼符是用金子打造的，三品和五品是用银子打造的，五品以下的官员是用铜材质打造的，这里面的规矩，普通老百姓很难了解，一旦伪造很容易被拆穿。
除了携带了不易复制的凭证，官员上任前的流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冒任难度。以明清为例，授官惯例大概是这样：科举考试中，只有一甲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能马上安排官职，其余的则分送各衙门办事，这种做法后来沿袭成一项制度。状元马上授予修撰（从六品），榜眼和探花是编修（正七品），也就是翰林。
“朝考”之后，中央会选拔一批进士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实际上相当于在翰林院实习，在翰林院里学习，称之为“选馆”。
在这个手机监听的过程中，无法进入翰林的进士们会走候补流程，被分派到中央各部和地方。无论等候分派的进士还是在外调动的官员，如果没有补授实缺则被纳入吏部候选，吏部将名单汇总，根据职位、资格等抽签，进而分发到某部或某省。以清代为例，调动到地方的官员需要拿着吏部凭证到省会等待差事，这时，省会里的督抚官员对于即将到各地任职的地方官开始了解和认识。所以，在这样一套流程下，即使一时冒名顶替成功，日后到省会办公也会露馅。
冒充的手法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如果依然有人想冒充官员，都是怎么钻空子的呢？
一则是利用职务或身份之便。宋太宗时，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利用自身的家世，多次矫诏并冒充使者招摇撞骗，声势浩大且嚣张跋扈，肆意妄为到斩杀官员。
一次，李飞雄去周至县看望岳父，临走时将其岳父的“官马”盗走。他骑着“官马”来到驿站“诈称使者”，驿站工作人员看他气焰嚣张，又骑着“官马”，便信以为真。李飞雄临行时，要求驿站派向导带路，此后，他每到一处都用这种办法，不但路越走越远，身边的随从也越来越多，包括陇州监军，吴山县尉等政府官员都成了李飞雄的随从。
这批人跟着所谓的“使者”李飞雄，来到甘肃清水县。当时的清水是北宋边疆重镇，驻扎大批士兵。李飞雄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当地驻军的主要将领抓了起来。这些边将，无一人敢反抗。
李飞雄为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还谎称曾在“晋王府”当差，是宋太宗的亲信，但是没想到被抓的边将中，有人曾在晋王府当差。李飞雄的骗局被揭穿，此人假意欲与李飞雄共事，结果设计将李飞雄抓获。
宋太宗
李飞雄招供后，被投入大牢。宋太宗大怒，下令将主犯李飞雄处死并夷灭三族，连带李飞雄行骗过程中第一个向导也被处死灭三族。同时所有被骗官员一律腰斩。此事还牵连了一桩冤案，当时北宋的乾州知州名为李若拙，和李飞雄的父亲李若愚并无关系，也因为此事被免官流放至海南，仅仅因为名字一字之差。
二是伪造一个假的身份。《明神宗实录》中记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叫杨春的人，自称“杨参军把总”“崔都司委官”等多个官员身份，因为头衔太多，造假得太过分没人相信，又假借了戚继光之名广布明文征兵，还征募了四百多人，对当地的豪绅勒索恐吓，最后为明朝官方出面缉捕。
不管是李飞雄还是杨春，他们窃官时天下大抵承平，他们的行为也没有对统治秩序产生很大影响，而当中央王朝对地方掌控力不强时，窃官者就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而把这事做得最过火的，发生在元顺帝时期。
《元史》记载：“至元五年十一月戊辰，开封杞县人范孟反，伪传帝旨，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禄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等，已而捕诛之。”
这件事在《庚申外史》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至元五年十一月（1339年），河南有一个范孟端的小吏，出身河南杞县，一开始为内台知班。他郁郁不得志，又没有什么升职加薪的机会，因为看不惯达官贵人碌碌无为。有一日，他在墙上题了一首诗：
“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袖里屠龙斩蛟手，埋没青锋二十春。”
然后就决定要杀官造反了。当时，很多蒙古人、色目人的官员汉语水平严重不过关，给了范孟端很好的冒充机会。一天晚上，范孟端和朋友霍八失等约定：“我在冬至那天在行省衙门当值，你们四人当以黄腊为丸弹状佩之，大摇大摆冒充成钦差，偷几匹马，半夜时分从范孟端看守的大门进去，坐到行省衙门公堂里，唤当值的掾吏来传圣旨……”
那一晚，当地行省官员大摆筵席喝得酩酊大醉，范孟端的计划照常进行。在传召来了致仕在家的河南廉访使段惟德之后，他就开始了表演，在醉醺醺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禄帖木儿、左丞劫烈、理问金刚奴（正四品）、郎中完者秃黑的儿（从五品）、都事拜住（从七品），河南廉访使秃满（正三品），汴梁路总管撒思麻（正三品）、万户完者不花（正三品）等一干高官面前，命令他们跪听圣旨。
元朝自立国以来，皇位更迭频繁，动乱不断，行省官员对这种场面并没有太过惊异，但当他们服服帖帖的趴在地上接旨后，范孟端一行人就从后面拿着铁骨朵，锤死了这群高官，弃尸在后花园里。
此后，范孟端以元顺帝的名义，封自己为河南都元帅，拘收了大小衙门印，自佩平章发兵虎符，调兵守城，封诸街巷中，不许居民往来；并封闭黄河大江渡船，隔绝南北，还调集了河南的各路兵马会合。
一切工作完成后，范孟端回老家杞县祭祖，大张旗鼓长达五天。想起以前的仇人，就把行省各路衙门几十位“正官、首领官”传召进来，“斩于市”。
此时，范孟端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一个叫冯二舍的小官想巴结他，范孟端一不注意就露了马脚。当时，范孟端喝醉了，冯二舍问他：“能不能引见我见见朝廷官。”喝醉的范孟端，开始口不择言、夸下海口：“何者为朝廷官？我便是也。”冯二舍发觉其中不对，趁范孟端外出时，向他的上级镇抚司汇报范孟端可能是假使者的情况，范孟端和他几个同伙才被扑杀。
仅仅是几个人和几把骨朵，就把元朝河南行省搅和得天翻地覆，杀害大批元朝高官，这场景实在是魔幻又诡谲。
有元一代，元朝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一直很差。行政机构的腐化，地方官员管理系统不甚完善，给了范孟端等人机会。一旦中央政府对地方有较强控制力的时候，这一套就很难奏效了。
历史上即便是庸官，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赴任和后续与官员接洽时，也有一定的应对能力，加上古代读书人的圈子并不大，许多官员上任以前，也要经过培训，明清时期的翰林和庶吉士就类似于官员上任前的管培，不置身于这个环境中，很难进行长期伪装。
花押、备案——朝廷的防范手段
为了让官员顺利赴任，中央政府也有相关的防范手段，比如明朝的花押制度，最大限度的从根源上防止冒官事件发生。
花押，就是古人的个性签名，相传最早起源于钟繇，（唐）韦续《墨薮》中里提到：“行书，正小之谓也，钟繇谓之‘行押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押字就开始被使用。
唐代的文书墨迹中已经见有花押作为个人独特的信约标记，但兴盛起来还是在元朝。元抄花押也称元押、元戳，花押印的形状多为长方，一般上刻楷书姓氏，下刻蒙古文或花押，其目的在于取信，使人不易辨认摹仿。
明朝对元朝盛行的花押有一定传承，开始用于公文书写，明朝郎瑛在《七修类稿》的“押字”条下对明朝的花押制度是这样记录的：“国朝押字之制，虽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画，盖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释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画字三日，以验异时文移之真伪。故京都有卖花字者，随人意欲，必有宛转藏顿，苟知所本，则当以名，庶不乖古义云。”
当官员入仕为官时，需要行文到吏部，这样一来上级以及交接的官员应当可以通过手机监听花押对文书真伪进行验证，笔迹的验证也逐渐成为赴任官员验明正身的一种方式。
《绣春刀》中身着四品官袍的崇祯皇帝
到了清代，对于公文上的花押也要每年核验比对，所谓“岁暮封印，旧制，遇紧要文移，于年月两旁，硃写印信遵封。上司牌票，则刻本官花押，钤盖年月上”正是如此。除此之外，清代知府级官员可以直接上密折向皇帝汇报情况，上下情通达，即便出现假冒情况，也会被迅速发现抓捕。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种种举措和实际情况的限制，很多时候将冒任官员的事件发生限制在志怪小说中，而现实中如果进行实操，哪怕一时成功，也不可能是长久之策。
直到清末民初时期，国内环境陷入动荡，地方自行其事，夺官冒任事件又频繁发生。电影《让子弹飞》中，曾在军中任职的绿林侠匪张牧之，在劫持了买官上任的老汤以后，冒名赴任的官员走马上任鹅城。这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冒官现象，张牧之亦官亦匪，相对了解地方政府的运行规则，同时挟持了老汤，也避免了因揭发而暴露的情况。
电影《让子弹飞》中的老汤（左，葛优饰）与张牧之（右，姜文饰）
在没有秩序可言的乱世，冒任也显得不那么突兀。而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冒任官员属于“欺君之罪”，是连姓名相仿都容易受到株连的罪过，如此高的犯罪成本，古人一般不会轻易铤而走险的。
